近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湘江战役题材的作品，漓江出版社和掌阅科技联合推出的纪实文学作品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是其中较为优秀的一部。那么，与同题材图书相比，这部作品究竟好在哪里呢？
首先，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追踪采访历史当事人的亲历、亲见、亲闻，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，厚积薄发写作的具有真实性的纪实文学作品。
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，第一手材料是纪实文学的核心价值。湘江战役距离今天已经80多年，李时新所聚焦的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已经全部“归队”，化成了默默青山、悠悠流水。既然这些作品的当事人已经永远沉默，那么，李时新从哪里获得他的第一手材料呢？原来，虽然李时新从2016年开始写作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，但他从1979年就开始了资料的收集、当事人的采访、历史现场的调查，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是以他将近40年积累的采访记录、历史资料、传奇故事为基础写作的。尤其是采访记录，有时间、有地点、甚至有图片，因此有真相。这一点很重要。虽然李时新动手写作的时候，这些历史当事人已经离去，但李时新的记录保留下来了。这一点决定了这部纪实文学某一种意义上的“信史”价值。真实可信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也是李时新在行文过程中反复强调、念兹在兹的诉求。
其次，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对湘江战役追踪研究，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，深耕细作撰写的具有历史全局观的纪实文学作品。
全局观是纪实文学品质提升的重要方法。严格地说，对历史当事人的采访，获得更多的是历史细节的真实性。当事人囿于历史认知和专业背景的局限，往往没办法提供历史全局的真实性。因为历史记忆也许会出现错误，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。因此，以人物访谈为基础的纪实文学写作，如果仅仅依赖于人物访谈，不可避免会出现大量史实错误。作为一个资深的纪实文学写作者，李时新深明此理。他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，尽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真实：不仅是细节意义上的真实，而且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。阅读本书，我们大家可以清晰地发现，该书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：核心部分是作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；补充部分是作者多年收集的同行人士采访的相关题材资料；参照部分是早已公开出版的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等相关历史文献。其中，核心部分维系了细节真实，补充部分强化了细节真实，历史文献建构了历史真实。作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获得第一手资料，通过收集同行相关题材资料，通过梳理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书的主体部分，即作者本人具有历史全局意识和历史现场观察的原创书写。三个部分的组合，使该书成为历史全局、历史现场与历史细节融会贯通的纪实作品。
再次，我想最值得推崇的是作者在长期采访、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体验。这个认知体验就是作者在前言以及正文中反复提到的采访印象：
绝大多数失散红军，不论曾经是官还是兵，他们几乎都出身农民。但一加入了红军，在红军这座火红熔炉中淬火锤炼，就已经具有了中国小农经济传统农民所没有的东西，即红军特质：除了军事技能，他们具有了信仰、理想、信念、政治理论素质、文化科学知识。而且，这些红军特质因入伍时间长短而程度不同，军龄越长，越丰富深厚，水平越高，越坚定执着，这在采访中一再得到证实。
这段文字来自李时新多年追踪采访失散红军的重要体验。要知道，李时新采访的不是那些最后抵达了延安的红军将士，而是在湘江战役中因为负伤掉队留在了桂北大地的失散红军。这些失散红军本来都是农民，失散之后又回归农民。只不过由江西、福建农民变成了广西农民，他们已完全融入了桂北农村，成为地地道道的桂北农民。如果不对这些农民进行深度采访，这些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的农民与原住民是没什么区别的。
正是因没有区别，李时新的发现才特别可贵。因为，这里牵涉到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湘江，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。
在讲述失散红军邓炳彪的故事时，李时新专门强调：“邓炳彪思绪最先进入的不是1934年，而是1928年；最先讲的不是自己的经历，而是方志敏的故事。”这里，李时新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，即这些青少年阶段就参加红军的农民，在红军的队伍里，经过了一场灵魂的洗礼。因此，哪怕如刘华连，他的红军军龄只有3个月，但红色的基因，已经深入这些失散红军的灵魂之中，用李时新的话说就是：“信仰、信念、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，深入了他们的骨髓，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，思想上、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队列。”
这个认知，这个印象，这个对信仰基因的发现，能够说是《重生——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》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灵魂。这部作品因为拥有这个灵魂，而能够从诸多相关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，卓然独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